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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化农民必先农民化【新闻播报】

发布时间:2019-09-17 17:30:33 阅读: 来源:消防泵厂家

当前风靡中国高校的大学生支农活动,并非是现在的首创,因为近代史上搞农村调研工作的很多知识分子都在提倡,最早就可追溯到80年前晏阳初的“定县实验”。

三次知识分子下乡

“欲化农民,必先农民化。”这是80年前晏阳初在定县进行乡村建设试验时告诫同仁的一句话。晏阳初的身体力行吸引了一大批知识分子,毕业于哈佛大学医学系的陈志潜当年辞去了民国卫生部官员职位,跟随晏阳初来到定县。从当时留下的资料图片看,跟随晏阳初的知识分子,脸上带着发自内心的微笑。据统计,最高峰时期,晏阳初在定县团结了多达500名 “愿意和农民在一起”的知识分子。

对于在定县的实验,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普遍存在愚、穷、弱、私四大痼疾;而相应地,平民教育就是要提高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和组织力,以“文艺教育救愚、生计教育救穷、卫生教育救弱、公民教育救私”为手段,开展多种乡村建设运动。他更是富有远见地提出了“科学简单化,农民科学化”的口号。

不过,晏阳初之所以有比较广泛的影响,并不完全是由于他下乡支农,而是当农民革命已经到处发生的时候,晏阳初开展平民教育,用乡村建设的改良办法起到了稳定严重动荡的乡村的作用。

早年的学者中很多人不齿做“知本家”,那时讲究以“科技救国、教育救国”为己任,像晏阳初这种大“海归”,放弃大城市的舒适,长期到农村搞乡村建设;再如梁漱溟这样的北大教授、大学问家,举家到山东邹平搞农村实验,很多知识分子之所以加入,也是有着追求社会公平正义这些目标。

那时,就连企业家讲的也是“实业救国”,不是现在利润至上、为富不仁,如大实业家卢作孚,自己艰苦创业建立了川江航运,接着就去创办稳定乡土社会的农村试验区。

20世纪60、70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城市知识分子到农村人数最多的一次,我也是其中一分子,1 968年开始在山西农村插队,此后在基层的工农兵中间生活了整整11年。虽然到农村不是我个人的选择和决定,但是在这段时间,在社会的底层滚了一身泥巴,懂得了农民,也懂得了士兵和工人。

1985年我调入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从事农村调研工作;1987年调入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后,又从事了11年农村基层试验工作。这样,先后从事了20多年的农村调研,所以对农民的疾苦我多多少少是有切身体会的。因此,我一向注重社会调查,注重用事实说话。在我看来,“用脚做学问”应该是一辈子的事。

我女儿在读大学时常念叨,贫困同学为了省路费,寒暑假也不回家,这让我产生了把贫困家庭和农村来的大学生组织起来下乡调研的想法。参加调研的同学由当时的《中国改革》杂志社筹集资金提供路费,由我和其他几位学者在思想上和方法上给予指导,然后由这些大学生下乡独立完成调查报告。那时,根本没想到最初的调研活动,最后被青年志愿者们变成了大批大学生的下乡支农活动。经过短短几年,这种支农活动已经逐渐规范化、制度化。目前,已经有20多个省市的100多所高校大学生支农参与者在校内组建了自己的农村发展社团,他们根据学校、专业特点和优势,组织不同特色的农村社区活动。这都充分说明,中国的大学生还是很关心农村的。当代青年人中,良心未泯者大有人在。

在乡村调研,我要求城市来的志愿者自己交钱吃饭住宿。在农村这么多年,我已经被“农民化”了。从事农村工作的人士都喜欢把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挂在嘴边,其实都是要“化”农民,但是,要想真正地“化”农民,自己必须先得“ 农民化”。

2003年7月,以晏阳初先生命名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是中国第一个免费培养农民的学院。我们希望通过培训,让农民在建设本乡本土时更得心应手,努力就地解决剩余劳动力,这种试验被国内外学术界称作“乡村建设运动的复兴 ”。

所谓试验,就是根据操作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不断修订试验方案和实施办法,边走边看。我从来没有一个预设的宏伟蓝图,而是遇到什么问题就尽量去解决什么问题。主要是看能否探索出一条道路,能否走出原来的制度路径依赖。2003 年刚开始培训农民骨干去搞合作社的时候,预计是三分之一失败,三分之一勉强维持,三分之一能成功就很不错。但结果出乎意料,大部分试验都进展得不错。

知识分子的责任

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已经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从财政、投资、教育、医疗,甚至法律方面都加大了对农村的支持,今后的情况应该会更好一点。这时候,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应该居于主体地位。

中国农村的事情要想做好,主体是农民,外来者永远是帮忙的。因为农民最懂农村和农业,他们很明白,也很实际,乡村建设培训的方式是互动式的、分享式的,我们不妨“尊农民为师”,他们之中有许许多多能干的人。

中国有这么多的农民,在他们身上反映的问题那么多,那么复杂,每个人只能去替他们做一点点事,尽中国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责任。

现在中国的农村之所以有很大的问题,就是资金、土地、劳动力这些要素都流出农村,基本常识告诉我们,任何领域要素大量流出都难以发展。近代的理论又加入了科技和管理,或者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两大部分,那也基本上是流出农村。

现在的农民借债都要让孩子上学,花那么大代价,就是为了离开收益最低或者负收益的农业领域,而转向收益较高的非农领域;当然不能怪他们,这本来就是市场经济决定的。因此,我常常跟年轻人讲,你们立志奉献农村,虽然志向远大,但应该先就业,照顾父母家庭,有能力后再去支援农村;不要以为自己在大学里学的知识就能在农村有大作为,不要太浪漫。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确实有很多年轻人下乡发挥了大作用,比如天津的白雅丽,家里也不富裕,她顶着各种压力到湖北房县这样的贫困山区,替农民做了很多事情。她的经验使我认识到,我们的年青人是可以干事情的,是他们教育了我,感动了我,是他们在推着我向前走,我所做的,不过是帮他们改善些外部环境和筹集点经费,让他们能继续下去。

改变自我

我们现在发动的知识青年或者知识分子下乡,就是城市过剩人才流向人力资本稀缺的农村,帮助农民形成应对市场风险的经济组织,使得农业要素能够在农村多留下一些,乡村才不至于衰败。这是当务之急,对于中国农村的发展甚至整个中国的发展都很重要。

目前,下乡的知识青年越来越多,应该注意几点:

第一,力戒浮躁。千万不要把学术界的浮躁之风带到农村去,特别是要防止不切实际的这化那化,很多青年人多年来接受了这样的东西,但这些东西未必真适应农村需要。

第二,平常之心。要以平常之心做平常之事。我们国家的稻作农业已经有6400多年历史,传统小农经济不是某些个人想改就改的了的。一个人的能力本来有限,改变乡村面貌也不是一天两天所能完成的,所以,平常之心很重要。

记住这两条,知识青年下乡才会有真正的收获。对于农民,我们说的是:改变自我,才能做家乡的主人。同样,对于下乡的知识青年,我们也要说:改变自我,才能建设新农村。

农村社会的演进是一个缓慢的客观过程,中国的问题需要中国自己解决,也需要按照中国的国情解决。“三农”问题不是哲学思辩,必须走出书斋,扎扎实实地调查研究,才能谈得上开出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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